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會場，“2℃之下，我們一起努力”的標語十分醒目。因為巴黎氣候大會的重要目標就是控制碳排放，達成一項減緩全球氣候變暖、具有約束力的多邊協(xié)定，確保地球升溫不超過工業(yè)革命前2℃。

到底是誰為世界畫了這條升溫“紅線”，它背后有何依據(jù)?在此次巴黎氣候大會上，各國及組織代表能夠為這條升溫“紅線”作出哪些規(guī)定?

起源 經濟學家提出氣溫“紅線”

氣溫2℃增幅之所以被稱為人類生存的安全線，是因為科學家認為，如果不能在2100年前將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2℃以內，全球發(fā)生極端氣候事件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據(jù)統(tǒng)計，全球平均氣溫已經相比19世紀工業(yè)革命之前增加了1℃，按照巴黎氣候大會追求的目標，未來80多年留給人類的氣溫增幅已經不足1℃。那么，這條安全線是誰提出來的?

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有關人類生存“安全線”的研究最先是由經濟學家提出的。上世紀70年代時，民眾對于“氣候變化”的認識還不夠充分，那時后來成為耶魯大學教授的經濟學家威廉˙諾德霍斯就意識到，氣候變暖可能會使地球發(fā)生重大變化。諾德霍斯首次提出2℃概念，他表示，地球平均氣溫如果比前工業(yè)化時代超出2℃，會讓氣候變化超出人類控制的極限。

此后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即使2℃也太高了，有人則認為，這種限制毫無意義，

因為不管怎么樣預防，全球氣溫早晚都會突破這個極限值，與其去考慮這條氣溫紅線到底該畫在哪兒，還不如去考慮如何適應一個更炎熱的地球。

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氣候變化的討論越來越多，2℃概念再度被重視，此時主推這個概念的變成了歐洲科學家。1990年，斯德哥爾摩環(huán)境研究所得出結論，如果要防止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后果，需要將全球平均氣溫增幅設定在2℃以內。

科學家稱，溫度升高越高，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就越大。也就是說，在瑞典這些科學家看來，2℃并非絕對的“安全閥”，只要升溫超過1℃，就可能帶來劇烈和不可預測的影響，導致廣泛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受損。這些研究者認為，要把全球升溫控制在1℃已經為時過晚，因此他們提出了2℃的限值。這個考慮，完全是從實際需要出發(fā)，而非科學研究出發(fā)的。

推廣 默克爾把2℃導入政治

1994年，德國時任環(huán)境部長默克爾在一次會議上見到了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主任漢斯˙約阿希姆，這次偶遇，對于全球氣溫增幅控制意義重大。

約阿希姆當時是德國政府的氣候問題首席顧問，他對媒體表示，自己和默克爾都是物理學家出身，對于氣溫變化的影響擁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我向她展示了人類對氣候變化的‘容忍窗口’。”約阿希姆回憶說，“從溫度方面來看，能夠容忍的窗口是2℃。”兩年后，默克爾在歐盟部長會議上說服其他代表認可2℃升溫控制目標，這是2℃概念首次進入政治領域。正在巴黎參加氣候大會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zhàn)略中心戰(zhàn)略規(guī)劃部副主任柴麒敏對記者介紹，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舉行之前，全球已基本達成共識，將全球升溫目標約束在2℃之內，但當時尚未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直到第二年的墨西哥坎昆會議，各國才將此目標追加確認。

自然資源保護協(xié)會顧問楊富強表示，哥本哈根大會之前，全球參加氣候變化談判的締約方對2℃控制目標的問題進行了幾年的爭論。中國工程院院士、時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一工作組聯(lián)合主席的丁一匯也對媒體回憶：“最初在氣候談判時，各國都在強調和討論二氧化碳穩(wěn)定水平問題，一具體到2℃目標，大家就開始吵架。”

2℃目標之所以成為爭吵的核心，是因為其明確對應了溫室氣體排放量。根據(jù)歐盟計算，全球升溫控制在2℃以內，意味著全球二氧化碳當量濃度要控制在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濃度指將所有溫室氣體排放物折算成二氧化碳后的濃度)。

2008年，歐盟氣候變化專家小組發(fā)布《2℃目標》評估報告，認為如果將全球平均升溫幅度控制在2℃以內，人類還能夠通過采取措施進行適應，基本能夠承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和環(huán)境損失。如果是3℃或是4℃，現(xiàn)在還沒有證據(jù)顯示人類社會有能力去適應升溫所帶來的后果。

最終，全球還是達成了共識，承認2℃增溫控制目標。

爭論 溫控目標是妥協(xié)結果

即使有了共識，巴黎大會舉行之前，2℃目標依然爭議不斷。

去年，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刊登了一篇名為《扔掉2℃增溫目標吧》的文章，這篇文章由加州大學的國際關系學者和加州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的教授聯(lián)合撰寫。文章提到，2℃目標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科學上都走錯了方向。人類需要一個更具體，更全面，更精確的衡量手段。

一些環(huán)保組織認為，二氧化碳當量濃度比溫度更科學，因為它已經被大量測量，可以很精確地計算出排放量。對于這一點，柴麒敏認為，如果采用全球排放量指標的話，其帶來的談判邏輯便可能是自上而下分配減排目標的方式，這種方式在前幾年的實踐中被認為是行不通的。最終還是“要采用合作，而不是分配的方式，”柴麒敏說，有些目標看起來是科學問題，但背后“還是有著價值取向，是一個政治問題。”

“2℃更多是政治共識。”柴麒敏說，雖然科學家也為之做出了相應的研究，但并不做價值判斷，不回答到底增溫幾攝氏度更合適。柴麒敏表示，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fā)布的報告中，有數(shù)以萬計的科學家做了支撐性的研究，認為溫度指標在全球變暖各個主要特征中是最核心的指標。正因為此，在各國外交談判中，拿出一個全球都能理解，不太復雜，又具有可操作性的長期目標，溫度就成了恰當?shù)倪x擇。

利益 島國1.5℃目標為何難實現(xiàn)

在巴黎氣候大會上，2℃目標再度成為一個熱門爭論話題。一些島國強調，全球氣溫增幅控制目標為什么是2℃，而不是1.5℃?

據(jù)外媒報道，在195個巴黎氣候大會與會國或組織中，有106個不發(fā)達國家稱，將全球氣溫增幅控制在1.5℃才是具有人道主義的唯一可行路徑，該說法也得到了聯(lián)合國一些高級官員的支持。美國“氣候中心”組織11月8日宣布，假如全球溫度上升2℃，海平面將上升4.7米;假如上升4℃，海平面上升幅度則要翻一番，達到9.4米，氣候“災民”人數(shù)達到6億。

楊富強說，“很多小島國是貧窮脆弱的發(fā)展中國家，海平面上升后足以摧毀某些小島國，他們在氣候變化中遭受更大的危害和損失。”為避免遭受“滅頂之災”，各島國紛紛打響生存保衛(wèi)戰(zhàn)?；锇退拐ツ瓯硎荆瑸閼獙Ｆ矫嫔仙{，基里巴斯正積極謀劃在海外購置土地，不得已時可能考慮舉國搬遷。既然1.5℃目標更能保護小島國，氣候大會為何不將氣溫控制目標調低一點呢?答案是資金投入。去年世界銀行一份報告稱，1.5℃目標雖然可以顯著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災害，但會比2℃目標增加超過50%的投入。

前景 實現(xiàn)2℃目標難一蹴而就

既然2℃控溫目標如此重要，它能否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得到確立呢?

在哥本哈根大會遭遇了國際談判的“滑鐵盧”之后，各國對此次巴黎氣候談判抱有極大期望，希望能取得成果，取代即將過期的《京都議定書》，在2020到2030年之間建立國際減排的機制，但很少有國家認為此次會議能夠一蹴而就地建立達到2℃控溫目標的機制。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失敗之處被公認為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分配方式，即在建立于2℃目標基礎上，給各國分配減排任務，以控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然而這個方案并未成功。

此次巴黎氣候大會吸取了教訓，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即讓各國在開會之前就準備自愿減排的目標和方案，目前，大部分國家已提交了該方案。這一自下而上的方式的好處是，比較容易達成最終的協(xié)議，但是，其可能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有可能達不到2℃目標控制。根據(jù)很多國際組織的研究，目前把所有已提交自主減排方案國家的減排目標都加起來，可能最終還是會令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7℃到3℃，這中間，還相差90億噸到12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濃度的缺口。

不過在楊富強看來，這并不是什么問題。他認為，自下而上的方式目前看來政治上可行度比較高，即使達成不了2℃目標，至少可以先建立一種減排機制。

在柴麒敏看來，2℃是長期目標，愿景是到本世紀末。此次巴黎協(xié)議是體現(xiàn)2℃目標的階段性成果，并非2℃目標的全部。到了2030年后，隨著技術進步，科技發(fā)展，及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實施，人類還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去實現(xiàn)2℃目標。